2014年10月25日，天則經濟研究所發布季度報告表示，中國產能過剩之所以成為頑疾，病根在體制上和政府身上，產能過剩是政府行為和政府競爭的結果，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機制和不合理的財政分權體制，使得地方政府成為產能過剩的主要推手。

    今年1-3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2%，比上半年加快了0.1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5.8%，大大高于第1季度的30.3%，表明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過度和更趨嚴重。于是原來停建的高鐵項目紛紛上馬，早已立項而未動工的項目，如廣東湛江的鋼鐵項目也已開工。特別是房地產投資比重過大，占總投資的25%，房屋銷售也比較活躍，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房價也在一線城市帶動下繼續上漲，地王頻現，也與宏觀調控的目標和要求相背而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消費和凈出口不同，投資在當期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而建成投產，就轉化為新的總供給的一部分，因此，投資的結構直接決定著產業結構和經濟效率。如果投資于供給不足的部門和產品，那么就能增加供給，滿足社會需求，緩解供求矛盾;如果投資于供過于求的部門和產品，那么就會加大產能過剩，造成巨大浪費。從我國目前的實際來看，很多行業和產品都存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而對投資的過度依賴，使得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產能過剩并非今天才出現的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是困擾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大頑癥。然而，20多年來，產能過剩現象陷入了一個怪圈之中，政策收緊有一些效果，政策松動，又死灰復燃。2003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盲目投資若干規定的通知》(國辦發[2003]103號)開始第一波調控時，列入淘汰產能的行業只有3個，今年7月26日-9月16日，工業信息化部連續公布了3批19個行業淘汰產能企業名單，經歷10年調整淘汰，反而增加了5倍。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2012年底，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的產能利用分別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于國際通常水平。以鋼鐵產業為例，2006-2012年共減少粗鋼產能7600萬噸，但同期新增粗鋼產能4.4億噸，新增產能是淘汰產能的近6倍。在越虧損越生產的怪圈下，鋼鐵產能不降反增。另據中鋼協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上半年鋼鐵企業平均銷售利潤率只有0.13%，1噸鋼的利潤不夠買一根冰棍，6月份鋼鐵行業的虧損面達40.7%。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鋼鐵行業是低端產品產能過剩，2009年以后出現了部分高端板材產品產能過剩，目前生產高端產品的大中型企業的經濟效益反而低于生產長材和建筑用材的中小企業，產能過剩已經蔓延至全國26個主要鋼材市場，幾乎覆蓋所有5大鋼材品種。

    不僅如此，除了上述傳統產業產能過剩以外，有色、石化，如氮肥、電石等一度熱銷的產品也因供大于求而出現銷售困難，一些新興產業，也出現產能過剩，如太陽能電池產能過剩達95%，風電設備產能利用低于60%。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2季度末工業產能利用率只有78.6%，過剩產能高達21.4%。如此普遍的大范圍、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如不能及時化解，將使我國工業陷入長期蕭條。

    本月15日，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將重點鎖定在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五大行業，并提出了未來五年化解產能過程的“路線圖”。《指導意見》不僅指出了具體的治理目標，以淘汰落后產能為例，要求“在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等重點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目標任務基礎上，通過提高財政獎勵標準，落實等量或減量置換方案等措施，地方提高淘汰落后產能標準，2015年底前再淘汰煉鐵1500萬噸、煉鋼1500萬噸、水泥(熟料和粉磨能力)1億噸、平板玻璃2000萬重量箱”。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化解產能過剩的具體思路，即通過擴大內需消化一批，實施走出去戰略向海外轉移一批，通過兼并重組整合一批，嚴格環保等準入條件淘汰一批。應當說，這一思路是正確的，關鍵還在于如何真正落實和實施。

    產能過剩其所以成為頑疾，病根在體制上和政府身上。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機制和不合理的財政分權體制使得地方政府成為產能過剩的主要推手，產能過剩產業進入易，退出難，再加上退出企業面臨資產損失、債務處理和失業人員安置等現實問題，更增加了調整的困難。要知道，從本質上看，產能過剩是個市場問題。在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如果某個行業出現了產能過剩，必然會形成激烈的市場競爭，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在經營中失利和競爭中敗北的企業會自動退出市場，整個行業就會回歸供求基本平衡的狀態，用不著政府操心費力。然而在我國，產能過剩是政府行為和政府競爭的結果，也成了政府關注的主要問題之一，目前出臺的《指導意見》已經是政府今年內第七次強調治理產能過剩問題。因為，作為一個發展型政府，過度地干預經濟運行，混淆了政府和市場的界限，顛倒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企業化傾向嚴重，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投資型企業，借助地方融資平臺進行資本運作，且組織得像一個一般的公司，官員行為也更像企業老總，其中心任務是通過各種手段擴大投資，以便創造更多的GDP和更多的財政收入。于是，政府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成為市場競爭的重要主體，但又不承擔市場競爭的后果。正是地方政府預算的軟約束，可以借助權力，與民爭利，將成本轉嫁給轄區百姓，進而以招商引資為名，通過土地、稅收、資源分配等方面的優惠，扭曲市場秩序，導致了不公平競爭，再加上產業政策的失誤，加劇了產能過剩。因此，化解產能過剩也主要依靠市場，不能主要靠政府，否則，無異于與虎謀皮。要知道，當政府掌握了對過剩產能進行治理的權力以后，市場就會退居次要地位，也會以種種辦法限制市場的作用。

    從根本上來看，化解產能過剩還要通過改革，改革現行扭曲的政績考核機制和不合理的財政體制，劃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校正和約束政府和官員的行為，從根本上解決地方的投資沖動和投資依賴，讓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通過市場競爭來化解產能過剩。